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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一口號”何以“一呼而天下應”

          發布時間:2019-05-09 09:03:16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紅運    責任編輯:吳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政治主張很快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標志著各民主黨派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嶄新篇章。“五一口號”可謂那個時期的最強音,它使人們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感覺到“雄雞一唱天下白”的時刻很快就要到了。回顧歷史,民主黨派何以從高贊“第三條道路”到讓位于“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呢?

          面對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的事實,充當調停者之一的梁漱溟發出了“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的感嘆

          1945年8月,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以民盟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登上了中國政治的中心舞臺。從國際上看,戰后民主主義浪潮席卷全球,新的民主國家紛紛誕生,世界和平民主團結的強大呼聲給各國政黨帶來強大的震撼,美、英、蘇都強調團結和民主的中國對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正如民盟報告所說:“這種國際環境,這種世界潮流,同時亦就確定了中國的前途。明白些說,今后的中國,非成立一個民主國家不可。因為非民主的國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沒有存在的機會。”從國內來講,民國以來的內外戰爭使得人們飽受煎熬,疲憊不堪,戰后國內民眾普遍厭戰,迫切要求和平民主,豐子愷所作的題為《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的漫畫正是人們內心的真實寫照。更為重要的是,國共兩黨的談判和對立也促使了“第三條道路”的興起。抗戰結束后,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黨派迫不及待地向中國人民描繪一個玫瑰色的未來——“第三條道路”。1945年10月,民盟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稱,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那么,如何實現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呢?民盟認為,“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中間性的政協路線”是惟一可能的正確道路,即“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種民主生活中最優良的傳統及其可能發展的趨勢,來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這就是中國目前需要的一種民主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民盟所謂的“蘇聯的經濟民主”,其價值取向是以蘇聯為示范的“平均財富”,保證公共事業與獨占性企業的“公營原則”,主張由國家制定統一的經濟計劃,節制私人商業。這些主張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追隨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折射,也與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恥于與工商精英為伍的歷史傳統有關。

          中間黨派僅僅把目光投向城市,忽略危機四伏的鄉村,卻與中國最大的改朝換代社會資源農民嚴重疏離,“這就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僅僅是一場知識分子的孤掌難鳴的運動而已。”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后,和平民主的前景轉為黯淡。面對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的事實,充當調停者之一的梁漱溟發出了“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的感嘆,也說明了中間黨派及其“第三條道路”是多么的蒼白無力。

          民盟主席張瀾后來感慨:“老蔣的天下,就沒中間力量的生路”

          全民族抗戰以來,國民黨政權既沒有學會民主與改革的精神,也沒有忘記專制與壓榨的劣性。1945年日本的投降雖為國民黨政權重塑權威提供了最后一次機會,但國民黨依然沒有把握機會。戰后接收是國民黨政權送給淪陷區民眾的第一個“見面禮”,人們很快感受到了政府官員、軍事機關和特務機關的劫掠。國民黨大員貪婪搜刮的對象是“五子”:金子、車子、房子、女子和票子,被時人戲稱為“五子登科”。甚至國民黨大員接收過程的混亂也被人們用這樣一段話來形容:“河里漂來的不如地上滾來的(指坐汽車去的比船快);地上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更快);天上飛來的不如地里鉆出來的(原留在淪陷區的特務和漢奸,搖身一變又成為接收人員)。”著名記者陶菊隱用“饑鷹滿天飛,餓虎就地滾”來形容國民黨大員的種種丑態。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秘書的劭毓麟后來回憶稱:“個人或有‘五子’而‘登科’,政府卻因此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國民黨政權帶給民眾的第二個“見面禮”是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戰后,國民黨政權把法幣同偽中儲券(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紙幣)的比值定為1:200,造成了淪陷區民眾一夜赤貧,國民黨接收大員卻一夜暴富,故淪陷區民眾以“天天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來表達對國民黨的失望之感。隨后,為了籌措內戰經費,國民黨政權瘋狂濫發紙幣,通貨膨脹之勢頭一發不可收拾。1947年7月,美聯社曾發表一個材料稱:1937年100元法幣可以買兩頭牛,1947年100元法幣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了。通貨膨脹造成了國統區經濟的蕭條和工人失業的加劇,同時,它也加劇了公職人員的道德淪喪和知識界對內戰的強烈反感,動搖了民眾對于國民黨統治的信心。

          即使國民黨政權接二連三地讓民主黨派人士失望,他們對揮霍民心的國民黨政權仍抱以幻想。他們認為,國民政府應對目前的局勢負責任,這個政府仍有能力進行改革和結束內戰。1947年春天,北平、天津585名教授發表聯合聲明,他們希望國民黨能立即停止內戰,“誠意地與共產黨談判以謀求和平并建立聯合政府。”同年10月,國民政府發言人稱民盟為“中國共產黨之附庸”,西安警備司令部槍殺民盟中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10月27日,國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提出要“嚴加取締”。11月,民盟被迫宣布自動解散,民盟主席張瀾后來感慨:“老蔣的天下,就沒中間力量的生路。”伴隨著蔣介石在人們心目中形象的坍塌,民主黨派人士對國民黨政權的認識經歷了從失望到絕望、從呼吁到拋棄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提出后,民主黨派人士稱此“一呼而天下應”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權,可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雛形,它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政熱情,逐步贏得了各民主黨派的認同與支持。戰后,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反對國民黨內戰和獨裁,他們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軍紀敗壞、任意抓壯丁和賦稅征收過程中的官員腐敗等,并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軍紀嚴明、政治清廉以及改造舊社會的努力。然而,國統區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了解甚少,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反應不一,不大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放區的政治生活。

          1947年后,隨著國共力量對比的政治天平向中國共產黨一方傾斜,自由派知識分子逐漸在國共之間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到了1948年底,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學生罷課以及知識界持續不斷的批評,人民普遍渴望社會公正、政治清廉和生活穩定,這些讓知識分子堅定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更為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普遍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地解決國民黨以及其它各黨派都未能解決的社會問題。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以山呼海嘯般的革命力量席卷著中國,知識分子為中華民族翻身這一刻的到來而激動萬分。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提出后,民主黨派人士稱此“一呼而天下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解決國是,非一黨一派之主張,而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他們還認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靠共產黨把舵”,因為“新中國在東方噴薄欲出了”。幾十年后,民盟盟員費孝通對他當年前往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時的激動心情仍記憶猶新:“公路兩旁遠遠近近行進著解放軍隊伍,還有那一眼望不到頭的老鄉們送糧的車隊,車隊里沒有拿槍的兵押著,深夜點了燈籠還在前進。它表明了中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在共產黨領導下,自愿地、自發地在做一件事,這是一股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這個景象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石家莊的旅行更加堅定了我同共產黨合作的觀念。”

          就這樣,當眾叛親離的國民黨政權演繹著西楚霸王的獨角戲時,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上演了民主力量大聯合的群英會。

          (作者為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影響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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